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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护照的复印件，还有吗？”她转过头问我。

    “没，没了。就刚才给警察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就复印了一张？”Arauy吃惊地问。

    “嗯，这两张要不是放在皮箱的夹层里，估计，估计也丢了。”我沮丧地说到。Arauy和房东说明情况后，房东的意思是，没有护照复印件，没有办法证明我究竟是不是偷渡来的，怕摊事儿，所以，不希望我留下来。Arauy一直同她吃力地解释，直到她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房东也的确看我不像坏人，才同意了下来。

    那地下室就只有二分之一的窗户，阴冷潮湿的。Arauy帮我整理东西的时候，忽然问我：“你是，第一次出国吧？”

    “啊，是。”她笑了笑：“看出来了。正常，有经验的人，都会事先将护照这种特别特别有用的东西复印很多，并且将护照也是随身携带，那可是宁可自己丢了，都不会丢护照的架势。”我想了想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哦，对了，警察让你明天去办理补办手续。你可别忘记了？”Arauy提醒着我。

    我木讷地嗯了一声之后，便没再说话。

    我之所以选择找地下室，而没有寻求政府的帮助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知道，只要护照在赵嵩的手里，基本上便没戏。那时候的自己，身心疲惫。我已经没有了再去处理更多繁琐事情的精力，又不想回国，所以，先安顿下来再说。

    我支付地下室的租金，同样是Arauy帮我付的。Arauy像是我的贵人和天使，倘若没有她，我估计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和颜面回到中国。

    我发现，自己在家人面前依旧是“坚强”的，而这个坚强是带着引号的。后来回头想想自己，如果选择适时性的低头，或许我的未来并不是这样一团糟，只可惜，我总想在曹家人面前扮演着自己可以自力更生的一面，并且，我也总想让曹家知道，他们对我曹沐夕而言，可有可无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为我后续在多伦多一切事情的发生所埋下了一个重大的伏笔。

    晚上，我躺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床铺上，试着拿出手机两三次。我想给曹灿灿发短信，我又想给刘贞发短信，但最后想了想，却也是没有勇气伸出那只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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